做大做强做实金融供给、创新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是改革的目标
记者：在您看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徐诺金：我认为是做大做强做实金融供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金融机构种类从单一到多元、金融服务方式和品种日益多样化、经营理念不断发生积极变化。然而，总体上看，我国金融发展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一是规模仍不够大。目前我国的金融总资产只有GDP的4倍，而美国金融总资产是其GDP的11倍。金融从业人员占比只有1.34%，远低于发达经济体5%～7%的水平。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截至2014年末，股票市值与GDP之比只有58.6%，世界平均水平为76.8%，美、英、韩、加四国平均为116.6%。2015年末上市公司数量只有2827家，而美、日、加、印四国平均为4380家。二是发展质量不高。近十年来，我国金融业在量的扩增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全球十大银行中我国已经占据四席，但大而不强，机构主要依赖占地盘、扩网点、垒大户等粗放模式拓展业务，同质化竞争严重，创新能力弱，并且多是不同机构之间通过业务代理和产品组合开发等低层次的金融创新。三是“脱实就虚”问题突出。大量资金游离实业，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没有完全做到真正服务实体经济。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8.5%，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增速为15.9%，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只有6.1%，还不到金融行业增速的一半。金融业作为为实体企业提供服务的行业，增速大幅超过工业增速，间接说明了必然有一部分金融资源没有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做大金融市场体量、加快金融机构改革创新步伐，另一方面要做强做实，防止金融自我循环，要在做大做强金融业自身的同时，真正支持实体经济壮大规模，质量上台阶、上层次。
记者：那么，这一改革的主要目标又应当是什么？
徐诺金：疏通金融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提高转化效率应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近年来，我国储蓄率一直在50%左右，在主要经济体中一直排名第一，但金融业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转化效率不高。近年来，我国银行系统的存款余额快速攀升，但存贷比一直在0.6至0.8之间，而美国的这一数值基本在1左右、英国在1.2左右。二是直接融资数额小、占比低，截至2016年4月末，我国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规模只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14.6%，尚未实现金融业“十二五”规划中制定的15%以上的占比目标，更是远远低于美国、德国、日本87%、74%、69%的直接融资占比。三是企业融资贵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虽然央行持续降准、降息，但企业除利息成本之外，还需要负担附加费、评估费、担保费、保险费、过桥资金费等贷款费用，企业信贷融资的实际成本依然较高。直接融资虽然成本较低，但由于门槛较高，对企业资质具有严格要求，现实中能够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获取资金的企业只是少数。面对这些问题，金融供给侧改革应立足于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这一基本职能，不断深化创新，让从大到小、从传统到创新，不同类型的企业都能够找到合适的市场融资，使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加顺畅。
解决体制机制性障碍、提高金融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是改革的重点 记者：经济供给侧改革强调从制度入手，金融供给侧改革是否也需要打破制度藩篱？
徐诺金：财富的终极源泉是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要充分而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以一定制度背景为基础，良性运转的金融制度，能将生产要素、资本要素完美结合，对于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只有在制度层面打破体制机制性障碍，金融要素活力才能充分释放，金融市场功能才能更加完备。因此，同经济供给侧改革一样，在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过程中，从制度入手，建立健全高效畅通的金融运行体制机制，是我们需要首先考虑并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金融业在制度层面的体制机制还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影响了金融市场效率的发挥，扭曲了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这在金融市场管理制度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如在金融市场运行方面，政府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并未有效形成和起决定性作用，既缺乏常态化的市场准入机制，也缺乏常态化的市场退出机制。高度集中的运动式的准入审批远远落后于金融发展的需要，只有“生”，没有“死”的刚性金融生态环境抑制了金融市场活力的充分发挥。目前我国虽已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现行法律法规也对金融机构的接管、解散、破产等进行了相关规定，但可操作性不强，离真正实施金融机构的有序退出相差甚远。金融市场管理上的部门分割远远落后于跨行业、跨领域、跨市场、跨产品的快速金融创新活动，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制约了资金在金融市场的自由流动及合理配置。这些体制机制方面的结构性矛盾，都有待于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解决。
记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前提条件，提高金融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是否应作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
徐诺金：是的。首先，如果金融市场货币资金不能按经济合理性的市场化原则在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之间自由高效地流动，那么金融供给就无法充分而高效的满足各类经济需求。其次，金融业自身也是一种市场化的产业，金融机构和其他工商企业一样有自己的行为动机及利益追求，也是通过向社会提供产品和劳务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目标并进行财富产出的，金融既服务于国民财富创造，同时也创造国民财富。如果金融业市场化机制不健全，金融要素供给效率和财富创造能力就会降低，金融抑制就会随之产生。因此，金融供给侧改革必须把金融市场在资金运用和资本形成中的主导作用放在重要位置，以发挥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还存在较多的非市场化因素。首先，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开放程度仍然不够，仍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强势资金供给市场，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对金融资产和市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大多数股份制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也都直接或间接由国有股份或地方政府控股，目前虽然欢迎和鼓励民营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但整体刚刚起步，发展较为缓慢，准入条件仍与国有成分不平等。由于国有资本在金融市场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市场竞争尚不充分，金融发展缺乏市场化经济主体的那种动力和活力。其次，虽然目前利率市场化在政策上已完全放开，贷款存款利率管制都已经取消，金融机构名义上拥有利率的自主定价权，但由于利率的传导机制尚待健全，利率在金融要素的引导上还存在很多不足，加上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干预，保增长、保就业等社会政策目标对金融资源的配置产生约束，利率传导会失灵。另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没有有效的市场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市场纪律软化，金融的市场化调节就会弱化甚至失灵，金融领域、实体领域“僵尸企业”“僵”而不“死”，金融机构“败”而不“退”，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股票市场只“上”不“下”等问题的存在就典型地反映了市场自动出清机制的失灵。
加强金融创新、推动金融普惠是改革的重要抓手
记者：切实服务好实体经济需要消除金融供给短板，那么，如何才能实现金融新供给？
徐诺金：金融创新是单个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之道，也是整个金融体系增强其效能的原动力，每个金融机构直至整个金融体系都不能不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否则其生存和发展就会成为问题。以互联网金融为例，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和金融的历史性结合，推动了传统金融和互联网的优势互补及有机结合，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和产品的成本大大降低，甚至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将移动银行拓展到传统物理网点无法覆盖到的区域，为金融普惠之路打开了机会窗口，同时，互联网企业也基于互联网金融开辟了新的产品领域，无论是企业和个人，享受金融服务都更加便捷和低廉，这为金融创新的重要性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的金融创新仍停留在简单复制层次，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也有待进一步规范，许多实体经济或者再生产过程中所需的金融产品需求得不到满足，通过金融创新产生的新供给偏少。因此，促进贴近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创新，推动新技术、新业态健康发展、规范发展，消除金融供给短板，让金融供给惠及到小微企业和普罗大众是当务之急。长期以来，由于“三农”领域、小微企业、弱势群体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存在信贷固有风险高、效益低等原因，金融机构面向这些领域的创新动力不足，金融产品单调、同质，企业融资成本高企，这在县域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农民工金融服务方面更是薄弱，农民工在城市的创业就业、住房教育等方面的金融服务仍很欠缺。我国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着巨大差异，金融在县域地区的服务功能不足，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城市地区对县域地区“挤出效应”明显，县域地区沉淀下来的储蓄资源只有很小的比例用于当地经济发展，而县域经济又是经济和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节点，这个节点搞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能否彻底转型走向现代。因此，围绕我国实体经济，围绕县域，围绕包括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在内的“四农”和中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加大金融创新，推动金融普惠是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稳健的政策、有效的引导是改革的有力支撑
记者：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得到相应的支撑，这需要我们做哪些努力？
徐诺金：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货币信用环境有利于市场主体充分了解各项政策走势并作出正确的投融资决策，从而起到稳定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作用。如果货币信用环境波动过大，就不利于稳定经济，不利于稳定和扩大投资，因为投资的周期一般都比较长，投资的决策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定和明确的预期。如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反复波动、货币政策周期过快调整、利率和物价水平过分波动等，都是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更不利于长期的国家竞争实力的上升。伯南克主政时期的美联储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而推行的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公开性以及具体实施中对利率、通胀率、失业率、经济增长的前瞻性预期引导，尤其是对长期利率的引导，目的就是要稳定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鼓励中长期投资，这对美国从次贷危机中较快地复苏，并对以新能源技术、新信息技术、新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制造业回归等新的竞争优势形成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国货币政策的复杂性远远大于美联储，因为我们是转轨型经济，市场处于成长、发育过渡之中，货币政策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更多，肩负的目标任务也更复杂，有的甚至相互冲突，协调起来的难度更大，这对我国的中央银行也要求更多、挑战更大。如何在这种挑战中去引导市场预期，稳定市场货币信用环境，使市场主体的投资行为朝着巩固实业基础、增强国家长期竞争力的方向努力，这就要求我们引入市场沟通机制，引入前瞻性预期引导，增加政策透明度。
今年央行在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强调了要稳定市场预期，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稳定的、可预期的货币信用环境一方面要求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通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传导机制，使央行信息有效地传导给投资者。另一方面，也要注重通过加强市场沟通和提高政策透明度的方式，引导投资者预期向政策目标靠拢，防止政策的误读、误导。其中，特别要注意加强政策意图的长期性、前瞻性指引。
防止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改革应坚守的底线思维
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中的四项，都与金融稳定有密切联系，并且都是传导压力的。对此，您如何理解？
徐诺金：就金融自身而言，随着金融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不同金融市场之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联结日趋紧密，跨市场、跨行业、跨机构、跨产品交叉性传递风险明显加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的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复杂。在此背景下，为防止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社会各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如何改革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风险监管全覆盖上。实际上，比监管体制变革、监管机构调整更重要、更紧迫的是金融监管理念的变革。当前，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已经推出并运行良好，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已经初步具备了基本条件。因而，对待金融风险，应逐步转变过去对政府、对央行的过度依赖，打破“刚性兑付”和“大小不倒”做法，真正落实自主决策、风险自担、优胜劣汰的市场原则。对金融诈骗、非法集资案件进行分类处置，更多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解决。尽快出台金融企业破产制度，打破金融行业只能进入、不能退出的惯例，让金融机构回归企业本性。在监管理念变革的基础上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按照中央“三个统筹”要求和权责对等的原则，赋予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央行应有的核心地位，对金融集团、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行更加集中统一的监管，切实有效防范跨行业、跨地区、跨系统的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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